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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教思想史 全4冊 2009清晰
中國道教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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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教思想史》PDF電子書全4冊,由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vHE萬圣書城

《中國道教思想史》全書分為四卷,每卷約60萬字。將是我國首部系統研究道教思想的學術專著,內容包括上古先秦至當代兩千多年的道教思想研究。vHE萬圣書城

道教是中華民族土生土長的傳統宗教,它在神州大地的懷抱中誕生,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乳汁養育而成,它與我國傳統文化的許多領域都有血肉相連的密切關系。從其思想淵源來看,它對中國古代許多的思想文化都采取兼收并蓄的態度。正因為如此,許多古代的思想文化都匯集于道教,并且借道教的經典存留下來。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道教對我國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產生過巨大而復雜的輻射作用,留下深刻影響。直到當今,道教依然在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構成中顯示出獨有的生命力。vHE萬圣書城

魯迅先生曾說過:“中國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讀史,有多種問題可以迎刃而解。”①這表明道教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主要支柱之一。不僅如此,道教還流布海外,在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發生影響。例如亞洲的韓國、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地都是道教繁衍的重要區域。近年來,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華人移民浪潮的高漲,西方世界許多國度陸續建造了道觀,像加拿大、美國等地都可以看到道vHE萬圣書城
教宮觀的新風采??杉?道教信仰已經逐步走向世界,這是值得注意的一種發展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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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教思想史》書目:vHE萬圣書城

中國道教思想史 第一卷vHE萬圣書城
中國道教思想史 第二卷vHE萬圣書城
中國道教思想史 第三卷vHE萬圣書城
中國道教思想史 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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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教思想史》出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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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人類歷史上一種具有深遠影響的信仰文化,道教的內容豐富多彩。故而,其研究領域也是相當寬廣的。早在19世紀末,西方許多漢學家已經開始從事道教研究。到了20世紀,研究道教的學者逐步增加,并且取得了喜人的成果。日本著名學者野口鐵郎與松本浩一指出:“不僅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而且一般人對道教的關注也出現了蓬勃發展的熱潮。特別是在中國問題研究專家中,有一種再認識,即在探明中國的社會和文化或中國人的vHE萬圣書城
氣質時,不可缺少的是探明道教或道教文化的作用,這種認識正在逐漸加強和深化。”這兩位學者雖然是就日本的情況而提出看法的,但實際上也符合世界上諸多國度中漢學研究領域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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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如野口鐵郎與松本浩一所看到的那樣,道教研究不僅在國際學術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相當為人矚目。對于多年來國際上的道教研究成果,有許多學者曾經撰文予以總結,例如日本學者棲木直良的《日本的道教研究》、福井文雅的《歐美的道教研究》、酒井忠夫的《道教研究的動向》、法國人邁克·梭彌( Michel Soymie)所編的《道教研究文獻》、多納·奧( Donna)和夏隆·羅韋( Sharon rowe)合撰的《道教研究文獻目錄》等為人們了解海外道教研究情況提供了很好的資訊。從這些概要性文字可以看出,海外的道教研究已經走過了漫長的路程。學者們不僅注重資料的收集整理,而且在道教文獻的翻譯與介紹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不僅解讀道教教義的深刻含義,而且論述道教的基本性質、功能以及大體的歷史面貌。vHE萬圣書城

但是,在以往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中國學術界卻存在著一種怪現象:說到中華傳統文化,聚焦點基本上就在儒家方面,似乎儒家文化就可以代表整個中華傳統文化,而道教文化的應有地位卻得不到承認,這種對傳統文化的偏見由來已久,其發端可以追溯到唐代韓愈的儒家道統論那里。在道教與佛教都很興盛的唐代,韓愈依照道、佛二教傳法世系的祖統說,構造了個儒家的道統論來與道、佛二教相抗衡,他以維護堯、舜、禹、湯、文vHE萬圣書城
武、周公、孔子直到孟軻的道統自居,認為只有這個道統才是正宗,道、佛二教不過是異端邪說,所以應當采取“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①的辦法予以消滅。此等觀點不僅被宋明時期一些理學家所認同和承襲,而且在民國以來還繼續束縛著許多學者的頭腦,可謂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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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偏見的影響,我國傳統文化研究工作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無論是研究機構的設置、人員的配備,還是資金的投入、研究課題的分配等等,都很不平衡,道、佛二教研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特別是道教研究,更是相形見絀。許多人對道教抱著歧視的看法,認為它是一種愚昧落后的東西沒有自己系統的理論體系,甚至還把它和世俗迷信相等同,這種看法直接影響了我國人文學科研究的導向。故而,我國在20世紀前80年的道教研究和西方某些國家相比,長期處于落后狀態,以至于1968年9月在意大利的佩魯賈召開的第一次國際道教研究學術會議和1972年9月在日本長野縣蓼科召開的第二次國際道教研究學術會議,在出席的各國眾多代表中,竟然沒有個是來自道教故鄉的中國代表,甚至在國際上還流傳著“道教發源在中國,研究中心在西方”的言論。這顯然是不正常的。vHE萬圣書城

1983年4月,任繼愈先生在福州召開的落實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六五”規劃項目的大會上,談到為什么要把《中國道教史》這個課題列入國家重點科研項目時,曾慷慨激昂地說:“道教本來是我國土生土長的傳統宗教,可是,長期以來,是由我們國家提供材料,讓外國人去出成果,這是國家的恥辱,民族的恥辱,這種狀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我們一定要痛下決心,編出自己的道教史來,為國家爭光,為民族爭光。”任先生的這一呼吁,表明了我國在撥亂反正之后對于道教思想文化價值的新認識。vHE萬圣書城

冬去春來,經過努力,在最近的二十多年中,我國的道教研究逐漸形成比較好的發展勢頭。一方面是在高等院校和社會科學院系統成立了許多道教研究機構,并且逐步形成了民間社團、道教協會與道教研究機構在學術方面的合作局面;另一方面是中國大陸與港澳臺學者、道教組織的溝通。這一切都為中國本土的道教研究創造了發展的條件,從而顯示了道教研究的活力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的道教研究已經列入了國家社會科學重點項目之中,從“六五規劃”到“八五規劃”,《中國道教史》都獲得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支持,這表明我國道教文化學術在經過嚴寒考驗之后,已經煥發了勃勃生機。由于良好學術環境的逐步形成,道教研究成果日益豐富,其中也包括了道教思想的研究成果在內。不過,從總體上看,有關道教思想研究的著述還是相對缺乏的。有鑒于此,從“九五規劃”開始,經過專家的充分論證,國家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將《中國道教思想史》作為重點項目予以支持,從而可以有組織地對道教思想開展比較系統而全面的研究。vHE萬圣書城

蒙文通先生在談到如何編寫道教史的時候,曾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編寫道教史絕不能脫離思想史而孤立進行,否則就將“淆混迷離”,找不到道教史的發展規律。他以道家與道教的關系為例說:“晚周以來之道家,雖不必為道教,然自魏、晉而后,老、莊諸書入道教,后之道徒莫不宗之,而為道教哲學精義之所在,又安可舍老、莊而言道教。顧道教在中國已近二千年,注老、莊者亦蜂起猬集,一如歷代儒家之宗仲尼而注《五經》,其間旨義之同異不可勝究,而言道教史者每混然不分,未能表見各宗各家之面目。”他以儒教史和佛教史為喻說:“吾人讀宋明學案,于周、邵、張、程、朱、陸之宗旨能見之,于陳、王、薛、胡之異同能言之;治先秦諸子者,于墨、孟、茍、韓亦然;治中國佛學者,于三論、瑜伽、天臺、華嚴凈土、禪宗、密宗,亦貴于能分析其異同而批判其得失;若辨淄澠,若判黑vHE萬圣書城
白,斯為足尚,倘于此淆混迷離,亦何貴于思想史。”對此,他深有感慨地說:“乃道教史之作,于此殆有歉然。”因此,他主張:“今日為道教史,似可于其哲學理論之外一切姑略置之,或略及之而不必詳悉,一如近世作佛教史僅以思想學說為主而略其余。”①我們在研究道教史時,也是從思想史入手的。其后編寫道教史,亦盡量結合思想史進行。但畢竟道教史與道教思想史還是各自具有不同的特點,不能互相替代。因此,我們在道教史編寫任務完成之后,感到很有必要另編一部道教思想史。在此項課題被正式批準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九五”規劃的重點科研項目之后,我們在其編寫體例中曾這樣寫道:“本書與《中國道教史》四卷是屬于姊妹篇,是在完成該書的基礎上來進行編寫的,各有側重,在編寫體例上應與該書相一致,在內容安排上應互相照應,盡量避免不必要的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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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名思義,“中國道教思想史”當然是要從“思想”的特定角度對道教發生與發展過程進行歷史的梳理與論述。因此,我們有必要陳述一下命題的內涵。在中國,“思想”的辭源由來甚早。最初,以單字的形式出現,叫做“思”,或“想”?!堵塾?middot;為政》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荀子·勸學》稱:“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這里所謂思”乃作動詞用,表示思考或想問題。后來,“思”與“想”連稱,而有“思想”一詞?!度?middot;蜀書·許靖傳》注引《魏略》王朗與文休書vHE萬圣書城
時聞消息于風聲,托舊情于思想。”《曹子建集》卷6《盤石篇》:“仰天長太息,思想懷故邦。”從上下文來看,《魏略》的“思想”一詞乃是名詞,而曹植詩歌中的“思想”則是動詞??杉?至遲在魏晉時期,作為觀念行為的“思想”也可作為精神存在的表征。一方面,思想觀念以口頭語言的方式代代相傳而流播;另一方面,思想觀念通過文字記錄而蓄存。既然有思想的傳播和記錄,也就形成了歷史。在人們的生活中既然存在著思想的歷vHE萬圣書城
史,描述這種歷史的發展軌跡,揭示其發展規律,這便有了必要性。在人類生活中,思想是多方面的,并且逐漸豐富起來,形成眾多的領域,宗教思想即是其中一個重要領域。作為在中國歷史上影響巨大并且被國際漢學界所關注的道教當然也有自己獨特的思想體系。因此,道教思想史本來就是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它是以“道”的基本信仰為核心、以延年益壽和羽化登仙為理想目標而形成的關于自然、社會、人生的觀念體系及其發展變遷、社會作用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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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教思想史》凡例:vHE萬圣書城

一、本書凡引先秦諸子百家古籍,其出處僅注書名與篇名,如《論語·述而》、《尚書·洪范》。凡引兩漢以來文集,若其書名中已經出現作者名者則其前不再加注作者名。vHE萬圣書城

二、本書使用的《道藏》系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8年版本,個別引文根據《四庫全書》參校?!恫贗獾朗欏廢蛋褪袷檣?994年影印本?!端目餿欏廢堤ū鄙濤裼∈楣?986年影印文淵閣本。佛教《大正新修大藏經》系臺灣“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部”1990年影印版,引用時簡稱為《大正藏》。此數部大叢書在第一次引用時詳細注明版本信息,從第二次引用開始則只注明叢書名以及冊數、頁碼。vHE萬圣書城

第三、凡引述古本影印書,先列作者、書名、卷數,再列叢書冊數及頁碼;若其古本書名已經在行文中出現,則僅注其叢書冊數、頁碼。vHE萬圣書城

四、本書所引《二十五史》,均略其作者名,僅注書名、卷數及中華書局點校本的冊數、頁碼。其余古籍,凡作者可考者則注明之。vHE萬圣書城

五、本書凡引當今出版社出版的書籍,在引用時一律注明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與冊數或卷數、頁碼;凡出版社名稱包含地名者不再另外注地名。vHE萬圣書城

六、地方志依學術界慣例,直接在其前冠以刊刻年代,如“嘉慶《惠安縣志》”等。家譜、族譜,凡地域可考者,乃冠其前,如“廬峰《蔡氏族譜》”,其刊刻年代刊刻者則列之于后,如“順昌《謝氏宗譜·霞標公輪流收辦祭簿記》,道光三十年撰”vHE萬圣書城

七、本書之行文,凡涉及年號等傳統干支紀年,在其后加上公元年作為說明,如“太和丁未”(227年);若屬于公元前者,則在其前加上“前字,如漢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至于人物生卒年,一般也在其人名之后加括號說明之,括號內的阿拉伯數字即是其出生或者去世之年。vHE萬圣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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